6月30日，王建煊被提名为台湾新任“监察院长”。当时他表示赞成成立“廉政公署”，若当选会以“监委”身份进行查案。 陈易辰 摄

2008年7月15日，王建煊(左)拜访前任“监察院长”王作荣，王作荣亲自到住家楼下迎接王建煊。 侯世骏 摄

      台湾有个“王善人”

　　王建煊是台湾现任“监察院长”。他曾经形容“监察院”像“没有牙齿的老虎”，要研究“装几颗假牙”，或让老虎“吼一下”，以重振监察权。如今闹得沸沸扬扬的陈水扁家族“海外洗钱案”，或许让人见识到这名“铁面御史”的“打虎”气概了。

　　当然王建煊不需要借“打虎”来博政治声名，在走马上任“监察院长”之前，他已经名动台岛。他有许多绰号：“王圣人”、“布道家”、“小钢炮”、“王善人”、“慈善家”，没有一个台湾政客能像他这样，获得这么多清誉。

　　对王建煊这个名字，大陆人也许也不会陌生，他主导的“爱基会”在中国28个省市，成立超过250所“爱心小学”，他发起“一个孩子一颗蛋”计划与“捡回珍珠”计划，惠及大陆十多万贫困学童。

　　人们可以忘记王建煊在政坛上的斗士形象，但请记住他在慈善征途上的跋涉身影。

　　“一个孩子一颗蛋”

　　2001年，当时从公职退休的王建煊与他妻子，在中国大陆乡间四处“观光”。王建煊不看所谓观光胜地或好山好水，反而专找乡下特别穷困的村庄，将自己的退休金一笔一笔捐出，从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。

　　那一天，我们在湖北宜昌市偏远乡下的一所贫困小学，正值午餐时间，校长带领我们四处看看。我看到正在用餐的学童，许多饭盒里只有白饭，偶尔点缀在白饭上的，是一小撮红，或一小撮黑。

　　校长说，红的是切碎辣椒，黑的是豆豉渣，孩子拌着饭吃。

　　我当时很惊讶，说，那怎么成？营养绝对不够的！

　　校长说，这算好的，还有更差的呢！他带我到另一班，这班学生同样一人一碗吃着饭盒，但盒里装的不是白饭，而都是黄颜色，那是带壳的五谷杂粮，当地人称“苞谷饭”，小学生们人手一把带到学校，学校再用石磨磨碎，蒸熟了给小孩们吃。

　　还有一部分学生，同样的饭盒，里头空空如也，孩童们抓着筷子跟其他同学一样朝碗里扒，假装也在吃饭。其他人吃饱了，他也吃完他的“午餐”，摸摸肚子，假装饱了。

　　我暗自算了算，发现吃“苞谷饭”的约占60%，吃辣椒饭的30%，而假装吃饭的，竟然也约有10%。

　　看着面黄肌瘦的孩童，一双双乖巧无辜的眼神，我当场鼻头一酸，不能言语，不久转念想了想，回头就与校长讨论，若每天给这群孩子吃颗鸡蛋，可能要花多少钱。

　　我们华人社会习惯在孩童成长时期，每天至少让小孩吃颗蛋，补充成长时所需的蛋白质。这在都市里实在不足为奇，有些比较讲究的家长，甚至为了避免胆固醇过高引发心血管疾病，还会把蛋黄挑掉只吃蛋白。但这在物资缺乏的乡下小学里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浪费。

　　我当时与校长一起算出来，一个孩子一年上课期间需要两百三十个蛋，共要100元人民币，全校500个学生，一年正好要5万元人民币。我自掏腰包出了这笔钱，认捐全校学生一年的蛋，总计11.5万颗蛋。

　　100元人民币就可以让一个孩子每天吃一颗鸡蛋，吃一整年。我们在美国纽约唐人街的一家餐厅吃饭，菜单上随便一盘菜，就要价13元美金，折合人民币100元左右，正巧是一个孩子吃一年鸡蛋的金额。我觉得很难过，点不下这盘菜，后来点了一盘炒面凑合过一餐，把钱省了下来，留给孩子们吃鸡蛋。

　　我们在内地奔走，除了临时借住学校宿舍，就是住一晚45元人民币的小饭店，原本我们都住一晚30元的床位，反正也只是洗脸睡觉，后来发现便宜床位从不洗床单，怕有传染病，只好放弃。

　　我知道贫穷的滋味。在刚懂事时，我们一家五口跟着父亲从安徽合肥来到台湾。那时候很穷，我半夜就要起床搓蚕豆剥皮，天亮后还要挑着担子，到市场上叫卖青菜和蚕豆仁，换点钱贴补家用。

　　孩子们每天每人有一个蛋吃，很不容易。我知道母鸡屁股就是农民的银行。我小时候家里圈块地养十几只鸡，一天可以下十个蛋，一个月三百个蛋，到市场上卖也是一笔钱，不小心弄破的蛋就是我们的营养点心。我能够长大上大学，靠的就是这十几只母鸡的屁股。

　　但这个蛋要让孩子们吃下去。教育是穷人翻身的唯一一条路。以我自己为例，要不是当年念了大学考上公务员，家里有固定收入，从清贫转小康，我们家大概一辈子都无法从贫穷里爬出来。